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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告别百年激进

温铁军:告别百年激进

  孙中山发动了一次,被蒋介石搞歪了,共产党搞了两次,这三次都叫做土地革命战争。土地战争的核心动员机制就叫做耕者有其田,但是耕者有其田却不是近代才有的说法。

  大家可以去查证,中国人当代很多话语都是当代才有的,比如政治,群众,阶级,政党,所有这些耳熟能详拿来就能用的话语,中国古代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不是我们从中国人的经验中产生的词,当然是外来的;但耕者有其田却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具有“政治正确”的理念。对农民来说,它并非是现代意义的革命口号,而是一个几千年的传统动员口号。农民要求的不外乎是安身立命的小有产者的地位。

  于是,中国人通过三次土地革命战争,用了半个世纪的努力所构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当然今天被西方人一言以蔽之说是共党国家,是共产主义。其实,我们构建的是在1949年经过农民参与的以耕者有其田为目标的革命战争,打出来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小有产者国家。因为政府把地分给了农民,中国85%的农民都平均分得了土地,意味着都变成了有产者,因此,当时中国变成了世界最大的小资国。崔之元教授有篇文章谈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可以立足于小资产阶级实现,这是很重要的理论创新。但是除了崔之元,看看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有哪一位曾几何时说过,在小资产阶级的基础上可以建立社会主义呢?没有。只要谁说这话,立刻被那个年代带上一个帽子——机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不认为小资产阶级可以成为建立社会主义的基础,同理,毛泽东和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非常清晰告诉全党,不可能在小农经济的社会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1947年《论联合政府》和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都反复告诫全党,不要试图在一片小农经济,在小资产阶级的基础上,去追求建立社会主义制度。那样建立的只不过是农民社会主义,或者民粹主义。毛泽东是反民粹主义的,在世界历史上的所有反民粹主义政治家中,都没有极左的。

  早在那个年代,毛泽东说得很清楚,我们要搞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资本主义,这就是1949年到1950年得到社会共识的新民主主义建国方略的核心。党内很多人问毛泽东新民主主义和孙中山的旧民主主义有什么不同。毛泽东说,我们搞的都是资本主义,唯一的不同就是那是国民党领导,我们是共产党领导。假如1949-1950年确立的是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资本主义,那么这是左还是右?有谁认为搞资本主义是左,那是不是有点自己糊涂了?所以在那个年代,当我们认同民族资本主义的时候,也许应该叫中右。

  为什么不能激进,因为激进了就容易犯错误。其实,那个年代就是有激进而没有左过。

  到1957年搞反右运动,这在性质确定上又错了,其实搞的是反左运动。右派也有,但是很少,像罗隆基,章伯钧,有那么几个民国年间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第三方的人,建国之后也许属于右派,但其实他们说的也不是那么回事。主要问题在于:新中国刚刚建立政权的时候,所遭遇的是民国年间金融危机的延续,1949年建国时,最高月度通货膨胀率38%。各解放区进入大城市,原来各解放区的印钞还在老百姓手里,比如华北票、东北票,都还要继续流通。早年开始跟苏联谈判给中国工业建设支援的时候,一个苏联专家给两万斤小米的工资。当时我们国家主席的工资折合3000斤小米,部长级工资折合2400斤小米,局长级工资折合1800斤小米。请1个苏联专家计算给苏联的债务折合6个国家主席工资。

  为什么1950年用小米为单位算干部工资呢?因为农民革命时期小米是一般商品等价物。民国政府走的时候蒋介石把国库剩下的一点黄金全拉走了,因此,只要发行纸币一定是毛票子——没有国家储备——新中国也没有商品,既然土地革命赢得的几亿农民解放,那只能拿小米——农民最认的东西——来当一般等价物。同时期银行存款叫“存三白”,白米、白面、白布。不是说存款人扛着白布上银行,而是今天存的钱到取的时候还能买到等值的白布,所以叫银行“存三白”,因为国家没有条件建立货币信用。所以1949-1950年中国在建国初遭遇的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危机,乃是1936年民国放弃银本位开始发行纸币以来延续了二十年的通胀危机,而并非新中国政权因为“左右”问题造成的。

  那么,新中国的货币体系什么时候完成建设的?中国真正使货币成之为货币是什么年代?我认为是直到1998年开始国家银行体制改革、货币体系与财政相对分离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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